对于汉武帝的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历代学者都并不以为然，认为其“独尊儒术”的背后掩藏着“外儒内法”的实质。也有人称之为“法主儒从”、“儒法并用，法本儒末”等。

史书一些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。比如，《汉书·元帝纪》记载，汉宣帝任用了许多刑吏，太子（汉元帝）向他建议多用儒士，他回答道：“汉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杂之，奈何纯任德教，用周政乎？”霸王道者，法家也。这里汉宣帝便直接说出了自己儒法结合的统治思想。外儒，给封建统治者披上一层仁德的外衣；内法，则为统治者的专制统治提供了坚强的后盾。从制度上看，汉代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秦制，从两汉时期法律条款的精致程度，我们也可以看到汉代法家政治的浓厚气息。汉律是直接继承秦律而来的，它最大的特色是严密，“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，大辟四百九条，千八百八十二事。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。文书盈于几阁，典者不能遍睹”。另外，汉代宣称独尊主张仁德的儒家思想，却相继出现了张汤、王温舒、尹齐、杨仆等一批酷吏，也可以看出汉代统治思想绝非“独尊儒术”。

汉代之所以搞出这么个把戏，有其独特的背景。汉初，鉴于秦朝因法家而亡，统治者采用了提倡“与民休息”的无为政治的黄老之学治国，由此出现了社会安定繁荣的“文景之治”。但到了汉武帝时期，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成为迫切需要。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已不能满足这种政治需要，而儒家的大一统思想、君臣伦理观念则更适应这种政治需求。于是，在思想领域，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。同时，对于统治者来说，讲究刑名、术数，注重实效的法家思想，才能使自己拥有绝对权力，有效地驾驭臣下。鉴于秦以法家思想而亡的忌讳，便外宣示以儒术，内则以法家思想的功赏过罚作为统治的手段。司马迁便看出了汉武帝这种虚伪，表现出了对先秦儒家的景仰和对汉武帝时期变味了的儒林的鄙弃，他在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中，借汲黯之口揭破了汉武帝的虚伪：“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