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论语》中记载孔子说过这么一句话：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窃比于我老彭。”意思是：综合阐述前人的学说，却不有意创立新说；相信古人而且喜爱古人的学说，我私自把自己与老彭并列。老彭是商朝贤人，也是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”之人。这里孔子道出了自己做学问的一个基本态度。

孔子晚年一共整理了六本书，即“六经”：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。对于《春秋》之外的五本书，后人都承认孔子并非作者，但对于《春秋》，孟子有了不同意见。孟子在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中言：“孔子惧，作《春秋》，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也。”这里，孟子首次指出孔子“作”了《春秋》。他认为，《春秋》以鲁国12国君为顺序，记载春秋时代242年的历史，其间多有“微言大义，”孔子将美丑善恶的标准也巧妙地寓于其中，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暗中褒贬。况且，孔子并非史官，却执笔著史，目的显然并不在史实本身，而是因为看到周道衰微，诸侯纷争，礼崩乐毁，欲以史为鉴，告诸后人。用西晋杜预的话说，是“上以遵周公之制，使旧典更兴；下以明将来之法，令后世有治国之法”。因此，《春秋》里其实寄寓了孔子的政治见解。孟子正是看透了孔子的用意，才称其为“作”。其实不仅孟子，司马迁也在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说孔子“乃因史记作《春秋》”，班固则在《汉书·司马迁传赞》说“孔子因鲁史记而作《春秋》”，他们都使用了“作”字。

孔子的这种做法对于后人产生了很大影响。他“微言大义”的作史态度，开创了后世作史服务于政治的先河。中国古代史学中崇尚微言大义、重在阐释的史鉴传统，就是效法孔子并发扬光大的。但这种“史以载道”的传统也使得中国历史产生了“正史不如野史可信”的尴尬局面。而明末清初著名文学评论家金圣叹对孔子“作”书本身的影响说得更严重，称孔子开创了私人著书的先例，于是后世之人纷纷效仿，这是后世动乱的根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