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子的“原始儒家”蕴含了丰富的发展可能性，因此在孔子去世后，“原始儒学”先是经历“儒分为八”，然后到战国晚期又变成孟子学派和荀子学派对峙的格局。而同为儒家大师的孟子和荀子之所以“掐”起来，其焦点便在于人性的“善恶之辩”。孟子主张“人性本善”，而作为晚辈的荀子在对孟子的思想多有继承的基础上，在人性的问题上却提出了“人性本恶”的观点。

孟子将人区别于动物的属性看成是人性的合理之处，并认为其具有善的根性，也即是说，道德是一种先验的东西。他认为仁、义、礼、智四种“常德”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“四端”发展而来，即“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犹其有四体也。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》）因此道德是人性所固有的，并非经由外力灌输。只要对人性“四端”小心培养，就可以通向四种“常德”，推向极致之后，甚至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。

相反，荀子却在《荀子·性恶》中开宗明义地说：“人之性恶，其善者伪也。”他认为人生而好利多欲，内中根本不存在仁义道德，一切符合善的行为都是后天理性思考之下的选择，所谓“天性有欲，心为之制节”。人之所以收起了自己的本性，完全是因为道德规范以及法制的约束；之所以做有一些符合道德的行为，也只是权衡利弊的结果。

先秦学说诸说并作，各执一端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即都想提出一种救治时弊的主张。孟子与荀子人性论的不同，其实与两人的政治主张密切相关。孟子的“性善说”是为其“仁政”的政治主张寻找人性的基础；而荀子的“性恶说”则是因为看到战国末期秩序混乱，人欲横流，因此才力斥孟子的“性善说”，希望强化秩序的作用。两人不约而同地从“人性”而非神性去寻找价值的支撑，则共同体现了一种人本主义思想。只是孟子从一种唯心主义出发，是一种理想主义；而荀子则出于一种唯物主义，提出的是一种更具操作性的现实主义主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