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一直备受各界关注，是全世界公认的“代工之王”，旗下不仅有全球最大的苹果iPhone手机生产基地，也有全球最大的PC、平板电脑等生产园区。

据富士康方面提供给《中国经营报》记者的资料，其目前在中国大陆已拥有40多个产业基地，在全球拥有800多家子公司和派驻机构，连续7年位居世界500强前三十，高峰期拥有百万名员工。2021年，集团营收约1.35万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11.92%；进出口总额占中国大陆进出口总额约3.6%。

郭台铭1988年第一次到中国大陆深圳考察，彼时他创立的鸿海经过十多年的摸爬滚打刚小有所成，员工人数超1000，营业额突破2.5亿元人民币。

20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经济起飞，土地和用工成本也节节攀升，同一工种用工成本是中国大陆的5倍以上，而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迅速推进，还出台了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台商赴大陆投资兴业。

当时的深圳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，百废待兴，到处是建设工地，对资本和工业建设十分渴求，而深圳的廉价土地和劳动力，也成为嗅觉敏锐的淘金客们的全新机遇。深圳以“深圳速度”极大地回馈了包括郭台铭在内的这批台商投资者。

1988年富士康在宝安西乡只有百来人的简陋厂房，1992年搬到深圳黄田的新工厂，1996年6月，只花了4个月建成的富士康龙华园区正式投入使用。“这不再是一个帐篷了，而是一个没有漂泊感的家。”郭台铭表示。鸿海第一次设立了打造“世界级企业”的目标，为了方便进行国际营销，“FOXCONN”品牌诞生，中文音译为“富士康”。

基于代工模式内在属性及要求，富士康一直在寻找代工的最佳落脚地，先是从深圳往其他沿海城市，再从沿海往中西部转移。富士康山西太原园、湖北科技园、河北廊坊科技园、重庆科技园、四川成都科技园等相继开工投产。

而更大的手笔则是在中部的河南郑州，2008年郑州为富士康规划了近10平方公里的场地，相当于14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，还包括各种优惠政策、交通物流优势、航空港综合保税区优势等。“我之所以将产业选择在郑州，是因为我看上了这里的飞机场、人口和位置。”郭台铭表示。

富士康的郑州园区是全球最大的苹果手机生产基地，成都园区是全球最大的苹果iPad生产基地，武汉园区是全球最大的台式电脑生产基地，重庆园区是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，不一而足。富士康占据着全球代工生产版图中的最大一块。至此，富士康终于成为中国台湾代工产业模式崛起的典型代表。

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提速，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同时，行业内竞争日益加剧，逐渐将产业链下游低利润环节转移到具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。中国台湾等亚洲四小龙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机遇，通过为欧美发达国家加工制造的方式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体系中，崛起了以富士康、台积电等为首的一大批代工巨头，美国资本技术研发+品牌设计、台资代工制造的模式，把日本和欧洲的同行打得找不着北，并逐步退出竞争之列。

顾名思义，代工就是将公司产品的制造组装交给专业的代工商去做，这样可以集中自身优势，规模生产，降本增效。代工模式是经济全球化和分工合作、高效生产的时代产物。也正因此，高效率、高运转是代工行业的基本特点。

国际客户对代工企业的交货期与交货质量有近乎苛刻的规定，谁能从接单到交货一气呵成，按期保质保量交货，谁就能在竞争激烈的代工业中占得先机。所以，代工企业的工人为了“赶单”而长时间、高强度加班生产，已成为常态。同时，由于代工企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末端，而代工委托方多是苹果、戴尔、惠普这样的国际巨头，早就把各项成本费用算得清清楚楚，也有一整套成本控制机制，因此代工更多是挣加工费和辛苦钱，代工从业者对人力、原材料的成本十分敏感，不断找寻成本更低的代工地和人力。

从1988年诞生伊始到现在，虽然中间也有众多的业务布局调整及变化，但富士康的核心主业一直是电子产品的代工，从未偏离这个主航道。也正是持续多年对这个领域的专注和精研，成就了富士康“代工之王”的美誉。

虽然富士康同时还为索尼、戴尔、惠普、IBM、摩托罗拉、东芝等IT巨头代工生产大量产品，但苹果才是富士康最重要的客户，占据着其整体营收的半壁江山。可以说，这些年苹果公司的崛起让富士康搭上了高速发展的顺风车，两者事实上已发展成为“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”的共生关系。

郭台铭与现任苹果CEO蒂姆·库克相识已近30年。1998年，库克担任运营主管时，第一份工作就是调整苹果的制造和销售网络，优化成本控制和生产周期管理。在此期间，双方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。1999年，富士康开始为苹果生产Mac框架。2001年，受益于苹果iPod的火爆，鸿海营业额超过了台积电。正是在这些顶级客户的合作与鞭策下，富士康的代工制造愈发精益成熟。应该说，苹果不仅给富士康提供了最大的营收和利润来源，也不断地鞭策和推动着富士康生产管理精益求精。

不过对于富士康来说，公司也不得不承担苹果自身业绩下滑和订单转移带来的损失。代工模式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利润率一直偏低。虽然富士康的代工客户如苹果、索尼、任天堂等主要电子产品厂商的利润率在30%左右甚至更高，但多年来富士康的利润率多在5%~10%徘徊，2021年富士康的利润率更是只有3%左右。因此寻求多元化转型，摆脱对苹果和代工的依赖是富士康的必要举措。

为了能自主吃上肉，更为了摆脱代工的低端制造的偏见印象，富士康也一直在紧随时代作战略调整。随着手机等消费电子行业增速不断下滑，富士康的代工业务持续承压，为此，富士康正在工业互联网、半导体、显示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加速布局。鸿海及富士康新董事长刘扬伟本身就是半导体业务出身，深受郭台铭倚重。不过，后郭台铭时代的富士康，要同时面对业绩下行、新出路探索以及愈发内卷的代工竞争市场，能否应对和转型，一切都还是未知数。